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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究九一八事变 谁该为“不抵抗”日军背锅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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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究九一八事变 谁该为“不抵抗”日军背锅?

      1931年的“九一八”事变中,东北军奉“不抵抗”之命,将东北三省拱手让给日本人。在许多历史教材以及抗战类著作中,都认为是蒋介石下达的“不抵抗”命令。




    总体而言,这么说当然没错,毕竟,当时中国已经统一,蒋是国府最高领导人,他本身也的确没有抵抗的意愿。但具体到“九一八”事变来说,“不抵抗”命令背后有着更为复杂的故事。

1。“不抵抗”命令是谁下的?

  有关蒋介石下达不抵抗命令的依据,来自于曾担任张学良机要秘书郭维成的回忆。据郭回忆,张学良在九一八之夜十几次向南京发电报请示,蒋均复电不准抵抗。但事实上,蒋当时并不在南京,而是在前往南昌“剿共”的路上。“不抵抗”的命令实际上是张学良下的。



    1990年,张学良在接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时,明确否认国民党中央曾给他下过不抵抗的指示。同年,他在跟后来为他写自传的历史学家唐德刚谈话时承认,不抵抗命令是他下的,与中央无关。此时,蒋介石已去世十多年,有没有可能张学良是为逝者讳,主动担责呢?

  事变发生时,张学良正在北平城内看戏。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向他打电话请示应变之策。据当时的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回忆,荣臻向他们口头传达了少帅的命令“全取不抵抗主义,缴械则任其缴械,入占营内即听其侵入”。

  事变次日,张学良在天津接受《大公报》记者采访时也说:“吾早已令我部士兵,对日兵挑衅,不得抵抗。”9月20日,他在与外报记者谈起“九一八”事变时,再次强调了其不许东北军抵抗的说法。几位当事人的回忆内容基本一致,基本印证了张学良所言非虚。

  蒋介石是在9月18日晚9点半,乘坐永绥舰前往南昌的。他应该是在途中听说了事变发生的消息,故9月19日晚,他刚到南昌就发电报给张学良,要求告知事变详情。在当晚日记中,他写道:“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,并占领我营房。刻接报,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,并有占领牛庄消息。”故事变发生时,蒋并没有在第一时间获悉情况,当然也无法做出具体指示。

  因此,当时的媒体都称张学良叫“不抵抗”将军。

2。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?

  事变发生时,日军在沈阳的驻军只有几千人,整个东北的日军有3万余人,东北边防军则有17万,武器装备也不差,真打起来,胜负结果难料。为什么自缚手脚,主动缴枪呢?

  分析起来,有以下三个方面原因。

  首先是误判形势。事变前夕,在东北先后发生了“万宝山事件”和“中村事件”,前者是侨居长春的朝鲜人与当地农民因阻敌挖渠引起的冲突;后者则是军参谋部军官中村震太郎在东北从事间谍活动,被东北军处死。日军利用这两起事件,在当地挑起事端,打死打伤多名中国人,并在沈阳城周围频繁开展演习。

  日军这种“温水煮蛙”的战略,让张学良对“九一八”之夜日军的行动产生错觉,以为这次事件的性质与前两起相似。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,张学良给手下发去了“不抵抗”的命令,以图继续大事化小小事化了。

    其次是盲信中央。1928年底,张学良宣布“易帜”,东北地区从之前的独立王国变成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。之后,张曾多次致电,表示拥护蒋,拥护中央。张学良与蒋介石商定,东北外交完全归中央办理。“九一八”事变是国与国之间的军事冲突,自然在外交事件范畴内,国民党中央没有下命令还手,张学良如果下令还手,就越权了。果真如此的话,那之前的“易帜”就毫无意义了。而他毕竟还是东北地区部队的领导人,所以,下“不抵抗”命令,还是合理合规的。

  第三是保存实力。当时的中国,虽在形式上完成统一,但东北地区仍然拥有较高的自主权。蒋介石虽给予了张学良极高的政治地位,但张自己也知道,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手下几十万东北军。如果与日本人把本钱拼光了,很难说他的地位是否还能保住。实际上,在此前与苏联人为了中东铁路爆发的武装冲突中,他就被中央放过鸽子。战前,蒋介石表示中央政府全力支持。但真打起来之后,南京政府没有一兵一卒增援,也没有一械一弹补充。

  实际上,不能说张学良完全没有认识到日本的侵略野心,但中东路事件打击了对自身实力的自信,加上中央的态度已经明确不会支持他对日采取强硬态度,在这种情况下,他只能放弃抵抗。

3。蒋介石有没有责任?

    虽然没有直接下“不抵抗”命令,但作为当时国府最高领导人,蒋介石对“九一八”事变难辞其咎。具体而言,也有三点。

  其一是方针错误。蒋介石不可能不知道日军的侵略野心,但他坚持“攘外必先安内”,将中共称为“心腹之患”,在这种方针指导下,他把国军主要武装力量用来对付红军,对日军步步进逼处处退让。比如,在万宝山和中村事件中,蒋均电示张学良,表示现在还不是对日作战的时候,对日方的挑衅应取慎重态度,以免为日方借口。中央如此指示,张学良自然心领神会。

  其二是迷信国联。在1928年日军制造的“济南惨案”和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中,国民政府向国联请求干预。前者因当时国联尚未承认国民政府而被拒绝,后者因苏联反对无果而终。“九一八”之后,蒋介石再次将此事提交国联。所谓弱国无外交,蒋此举与晚清政府在面对外来侵略时请求列强予以干预一样。

    如果进一步分析,可以看出,蒋既然没有抵抗的打算,又要对社会上汹涌的民意有所交代,提交国联不能不说是一个比较明智的做法。此举一则体现政府救国的想法;二则转移民众视线;三则以国联对日本的无可奈何来弱化民众对政府不抵抗措施的愤怒。



    其三是暗藏私心。从事变之前和之后的史实看,利用内外力量来削弱各地军阀的实力,以此不断提高中央政府地位,是蒋一贯使用的招数。张学良所部东北军的前身奉系军阀,盘踞并经营东北多年,是当时中国最为强大的地方军阀之一。尽管张学良宣布“易帜”,归顺中央,但以蒋多疑的性格,对这位张姓兄弟信任到什么程度很难说。借日军之手来削弱东北军的实力,蒋介石至少是不反对这样做的。

  况且,东北自近代以来一直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,游离于内地主流革命之外。俄国、日本等国势力在此地盘根错节。所以,在蒋介石看来,东北问题,不单纯是国内的问题,而是关系到东亚乃至整个国际局势,只有等国民革命全部完成之时才能解决。1931年,蒋刚刚稳定好国内局势,不会也不可能在东北与日本撕破脸皮。

4。当时能不能打?

  “九·一八”事变前,中国刚刚经历了中原大战,国家建设遭受重创,社会生产力被严重破坏。同时,中国军队内部派系林立,中央的政令、军令并不能得到有效执行的局面并未得到实质性改变,国民政府主客观上都不愿对日作战。

  对日本而言,日本从1920年代起,接连遭受经济危机,失业率高企,由阶级矛盾进而引发深刻的社会矛盾。在动荡局势中,日本经济向军事化方向发展,日本法西斯实力与军国主义结合起来,发动对外战争转移国内矛盾,成为日本政府的天然选择。所以,日本侵华是有备而来。

  打仗打的是国家之间的综合实力,而不是一个局部的实力对比。日本尽管也遭受经济危机打击,但它毕竟拥有发展较为完备的军事工业,所以以当时中国的综合实力,打不过日本。

  但打不过不代表不抵抗,如果当时当局有抗战的决心,能够明确指示张学良的部队进行抵抗,并对其予以一定的人力、物力支持,与日军打一场适度规模的战争。以东北军的装备和战斗力,至少可以对日军造成一定的杀伤,消耗其有生力量。

  中央可视战场情况适时与日开展和谈。此举,一则可以展示中国军队血性;二则借机整合国内各地方军阀的军队;三则提升国府在国内民众中的形象;四则争取较好的谈判环境。

  所以,“九·一八”提供了一个创造较长时期和平环境的契机,遗憾的是国民政府并没有抓住,从而让自己陷入了更为被动的境地。因为不抵抗,日军面对中国军队更加自信,同时,东北军大量的武器弹药物资被敌所占,东北丰富的自然资源更是为日军“以战养战”提供重要支持。此后,日军以东北为基地,开始染指华北地区,全面侵华的獠牙终于露了出来。



  参考书籍:

  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:《抗日战争》(第一卷);  

    张宪文:《中国抗日战争史》;

  辽宁省档案馆:《九一八事变档案史料精编》;  

    余辛燉:《九一八时期的张学良和蒋介石》


文字和图片均转自观察者网

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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